这篇文章源自我对 Lex Fridman Podcast 中一期特别访谈的整理与再创作——主题是 “Pavel Durov: Telegram, Freedom, Censorship, Money, Power & Human Nature”。这场长达数小时的对话内容丰富而深刻，涵盖了从技术理想到人性观察的方方面面。然而，原始的采访文字稿冗长且不易阅读，于是我希望通过 AI 的辅助，将这次访谈重新讲述出来——但换一个角度，以 Pavel Durov 本人第一人称 的方式，重构他的思想脉络与精神世界。
这样的改写并非简单的转述，而是一种尝试——一种在不改变事实与语气的前提下，让复杂的思想更具生命力的方式。Pavel Durov 是一个极具争议却又极富理想主义的人物：他反叛、孤独、执着于自由与纯粹的沟通。而在这篇文章中，我希望让他的声音以一种更接近内心独白的方式被听见，让读者能够在他的话语中感受到那个游走于权力、自由与人性边界的灵魂。
由于内容较为丰富，我将这次整理拆分成五篇文章，作为一个系列发布，这是本系列的第二篇。
一个人能否写出支撑亿级社交的平台？
当年我在圣彼得堡的小卧室里，盯着屏幕问自己：如果只有一台电脑、几本旧书和一颗好奇心，我能否打造出被几亿人使用的产品？从自制游戏到独立上线 VK，再到后来把 Telegram 打造成全球下载量冠军，我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一套“极限学习 + 全栈实践 + 家族协作”的工程方法论。今天我想把这条成长曲线拆开，给正在路上的你一些捷径。
被书和电脑包围的童年
我父亲是语言学教授，母亲是图书管理员，我们的家里堆满了书。我也在学校的电教课上第一次接触到电脑——一个黑白屏幕的终端。我很快开始自学 BASIC，在十几岁时写出第一个文字冒险游戏。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：只要动手，就能凭空构建一个世界。父亲在厨房里讨论古希腊语法，母亲则在书堆里为我腾出一角放电脑——我在这样的噪音与安静之间学会“编码也是一种文学创作”。
后来在圣彼得堡大学附属实验中学，我被要求同时攻克数学、拉丁文、德语、法语，还要在课堂上讨论精神分析。信息密度之高，让我学会把学习当成爆炸实验：短时间灌入海量知识，再逼自己交付成果。我们会在语文课讨论托马斯·曼，又在下一节课的计算机教室拆解算法。我把课堂当成调试现场——这个节奏后来贯穿我做产品的整个职业生涯。
黑客少年：用破解练习创造力
高中的我沉迷安全攻防练习。我们会参加编程竞赛和 CTF，把解题过程记录在笔记里。我喜欢拆解系统的弱点，然后重写，让它变得更快、更安全。多年后，当情报机构试图闯入 Telegram 的城墙，我依旧按照少年时期的方式思考：把攻击拆成模块，然后逐个封堵。
第一批社区：信息自由的原型
进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后，我对单纯上课感到无聊，于是为学院同学搭建资料站。我号召大家把考试答案、课堂笔记、外文资料扫描上传，后来这个项目被命名为 SPBGu.ru。这在当时的俄罗斯几乎是异端做法：校方担心版权，学生却蜂拥而至。我们在宿舍走廊里摆上扫描仪，通宵把教材逐页数字化。几年后这个站点扩展到全国高校，成为数万学生的公共平台，也训练了我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迅速搭建社区的能力。
一人全栈上线 VK：每一次交付都是生死战
2006 年，一位朋友问我是否在打造“俄罗斯版 Facebook”。我第一次登陆 Facebook，意识到我已有大部分技术积木，只需重新排列。于是我关上宿舍门，写登录模块、搭建数据库、设计界面，甚至自己写文案、做客服。上线第一个月，注册用户就超过十万，我在一台服务器上撑住流量，白天修 Bug，夜里开发新功能。服务器放在校内机房，散热靠我们拆下的两台旧风扇。我记得那时 VK 的日志里不断刷出“502” 错误，我一边调 nginx，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 DDoS 峰值。
当俄罗斯的商业伙伴要求我出售股份时，DDoS 攻击会神秘地在谈判当天爆发。我在机房里通宵，把流量分散到多台服务器上，同时给在德国做博士后的哥哥尼古拉打电话，向他请教如何部署 NGINX。第二天我们在宿舍楼顶晒太阳，却谁也没睡着，因为下一轮攻击随时可能到来。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：工程能力不仅是编码，更是抗压和决策。
兄弟档协作：没有尼古拉，就没有 Telegram
2008 年尼古拉回到圣彼得堡，他用 C 和 C++ 重写了我们的消息、广告、搜索引擎，把服务器的响应时间压缩到极致。我们之间有一条默认协议：我负责产品愿景和用户体验，他负责底层数学和协议设计。当他认为 PHP 不够快时，我几乎没有犹豫——我们愿意推翻旧代码，只为了多省下 50 毫秒的延迟。后来 Telegram 的 MTProto 协议、分布式架构，都延续了这种“先攻克难题，再考虑舒适区”的兄弟化协作。Lex 在采访里说我们像双核 CPU——这句玩笑很贴切，因为我们确实在世界两端协同 debug，保证产品节奏不被打断。
从 VK 到 Telegram：把速度和隐私写进底层
2013 年斯诺登事件爆发后，我意识到全球需要一款真正安全的通信工具。我们从 VK 离开，背着电脑在旅馆房间里敲下第一版 Telegram。第一批用户是我在俄罗斯的朋友，他们在黑客论坛上互相推荐。后来我们在柏林的临时办公室里部署服务器，白天和律师讨论新国家的合规，晚上在地板上铺睡袋写代码。我们维持一个不足 40 人的核心团队，每月推送多项重大功能：多设备同步、贴纸、频道、机器人平台……当用户发现我们往往是行业里第一个上线这些功能的团队时，背后其实只有一个原因——我们对速度有偏执般的坚持。
招募 A 级玩家：把人才筛选当成安全机制
Telegram 只有 40 人的核心团队，却能迭代出端到端加密、匿名手机号登录、云同步等功能，关键在于我们只招收 A 级玩家。候选人会被要求现场解决高并发或安全题目，我观察的不只是答案，更是他们对用户隐私的态度。如果有人告诉我做一个功能需要三周，我会提醒他：我曾在一周内写完 VK 的第一个版本。速度和质量不是冲突的概念，它们来自对纪律的敬畏。
像工程师一样打磨设计细节
很多人以为工程师不在乎美感，但我对界面有像素级偏执。我们在巴黎租下一个老式公寓当战时办公室，墙上还留着百年前的壁炉。我会把设计稿贴在壁炉上，一遍遍讨论留白和动画节奏，然后回到笔记本前写自定义渲染代码。我的坚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
- 用户流程必须零阻力：任何多余的按钮、扰乱视线的颜色都会被我删掉。
- 反馈速度就是体验：一条消息送达的动画、键盘弹出的延迟，都是我们每天优化的对象。
- 设计团队与工程同步冲刺：我们让设计稿、代码、用户测试同步迭代，避免“设计好看但实现不了”的空谈。
当我们在巴黎、迪拜或新加坡的临时办公室里连夜调试界面时，我常会想起 2009 年在硅谷见到马克·扎克伯格时对方问我的问题：“为什么 VK 在硅谷都比 Facebook 快？”我把他的疑问写进笔记本，提醒自己继续压缩延迟。答案很简单：我们愿意为每一毫秒较劲。
把好奇心训练成生产力
回望这段旅程，我想把三条心得送给和我一样喜欢敲代码、做产品的朋友：
- 把学习做成短期爆发，迅速形成自己的知识资产；
- 在小团队里培养全栈能力，遇到大项目也敢独自上阵；
- 用信任和原则挑选伙伴，让协作成为无限放大器。
当好奇心被训练成稳定的生产力，你就能像我们一样，从卧室里的小项目一路走到全球用户的手机里。Telegram 的故事还在继续，而你手里的键盘，也随时可以写出下一段自由的注脚。